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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宁检察长：
您好，我叫张凯，北京律师。2013年6月26日下午，我与王永杰律师、童朝平律师前往河南省检察院，欲与您商讨“抵制重庆模式、反对运动反腐、法制河南，蔡宁有责”事宜，希望一并反映安阳检察院检察官涉嫌职务犯罪情况。满心期待与您见面，岂料检察院门口，戒备森严，根本无法靠近，警卫如临大敌。我们在烈日下苦苦等待五个小时，最终连大门都没进，期间没有任何人前来协调会见事宜。无奈离开时，内心沉重，法治河南，距离还很遥远。
我们三位辩护人在代理刘志伟涉嫌犯罪一案中，发现安阳、汤阴检察院检察官涉嫌刑讯逼供，伪造、隐匿证据，毁灭证据，妨碍作证等严重刑事犯罪。我们多次向河南省各级检察院反映，但均石沉大海。
办案过程中，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：本案侦察方式及投诉结果，与我辩护的另一起“河南卢光明职务犯罪”几乎如出一辙！卢光明在狱中写出遗书，实名控告商丘反贪局局长，近一年时间没有任何回应。仔细研究两起职务犯罪的反腐案件，我发现有办案手法极其相似：
1、两起案件均由省检察院指定市检察院侦查，并在同一天又指定县检察院立案侦查。
2、两起案件涉案当事人都为国有企业做出突出贡献，减少亏损或扭亏为盈，属于体制内健康力量。
3、两起案件当事人均指控侦查期间被刑讯逼供或诱供。
4、两起案件的证人起初作出当事人无罪证词，被采取过或准备采取强制措施后均做出当事人有罪证词，这些证人在开庭时均未出庭接受质证。
5、两起案件检察院均涉嫌伪造、隐匿证据。如：职务犯罪应该全程录音录像，但检察院均拒绝提供完整录音录像资料。
6、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国有企业企业家，均表示有罪供述是在诱供、逼供情况下做出的。
如果说仅有这两起案件，尚且属于偶然事件，但当我们查阅河南省近年来反腐案件的相关数据，我们深信这些共同点绝非偶然。根据荷兰之声报道：“河南2009年、2010年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县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07人、 182人，2011年河南省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2839件、4180人。”也就是说：一年时间，河南职务犯罪忽然多出了30到40倍。这样的反腐力度既让我们老百姓欢呼雀跃，但同时不得不引起我们疑惑，这些案件中是否也存在类似“刘志伟案”、“卢光明案”中办案人员涉嫌刑讯逼供、伪造、隐匿证据的情况呢？我的两个当事人，恰恰正是在这个反腐风暴中被调查的。此时，我们不得不联想起同样效率极高的重庆打黑风暴。一夜之间，重庆冒出几百个黑社会，彼时人们为扫除黑恶势力拍手叫好，而如今看来，重庆模式名为打黑，实为黑打，成为某些人借助民粹主义进行权力倾轧、打击异己的伎俩。我们深切希望，重庆模式不要再河南反腐运动中重演！
在河南经历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后，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一个法治河南，恰恰相反，河南几乎成了中国法治霍乱的重灾区。公权力各种肆无忌惮的新闻几乎每天上演，河南各种法治丑闻几乎占据了法治新闻的主要篇幅。近年来，受害人亲自前往北京向我咨询的河南冤假错案数不胜数，一度我的工作室如同河南信访接待站，他们得知我今年需休息陪伴妻子，不再接案，很多人含泪而走。当然，相比三门峡法院院长双规死亡，南阳杨金德的酷刑，我的当事人真是太幸运了。
一方面高调反腐，另一方面司法高度溃败就是如今河南之现状。在河南大规模的反腐风暴之后，我如此深刻的感到：公检法更加肆无忌惮，普通百姓状告无门，我所了解的孟州、叶县公安滥用职权哄抢教会的案件，实名控告无人搭理，法院不立案，网上呼吁无人回应。与此同时，河南公检法注册的@豫法阳光 @平安中原等各级公检法部门官方微博每天一味自我表扬，扭捏作态，与河南司法死水一潭、毫无生机、恶臭不断的真实状况形成讽刺性对比。
从我代理的这两起涉嫌贪腐的案件来看，我相信：反腐风暴之下，打掉的很多不是真贪官，而是真正的健康力量。公检法不是更加的公正，而是被权力裹挟。
我的当事人刘志伟入职《中学生报社》前，该报社严重亏损，他在职期间，报社扭亏为盈，随着他的入狱，报社再一次陷入巨额亏损中。另一案件当事人卢光明，在民权国电电厂任职总经理期间，为国有企业挽回巨额经济损失，但却很快身陷囹圄。这仅仅是我所代理的两个个案，方方面面的迹象昭示着同样的执法模式后，不得不让人怀疑背后有统一的意志。
同为法律人，希望您可以理解我渴望法治的赤子之心，对河南法治的担忧，也常让我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中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，它曾经光彩照人。它的是是非非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本土文明与现代法治、自由文明对接的成功或失败。中原的平安与否，预示着中国梦是美梦还是噩梦，我衷心的期望并祈祷您领导的检察机关可以善待自己手中的权力。如果在我们的时代，权力不是惩恶扬善，如果权力不能彰显公平与正义，如果执法者丧失爱与怜悯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我们都当忏悔。
愿上帝祝福您和您的家人
北京律师：张凯
2013年6月27日
您好，我叫张凯，北京律师。2013年6月26日下午，我与王永杰律师、童朝平律师前往河南省检察院，欲与您商讨“抵制重庆模式、反对运动反腐、法制河南，蔡宁有责”事宜，希望一并反映安阳检察院检察官涉嫌职务犯罪情况。满心期待与您见面，岂料检察院门口，戒备森严，根本无法靠近，警卫如临大敌。我们在烈日下苦苦等待五个小时，最终连大门都没进，期间没有任何人前来协调会见事宜。无奈离开时，内心沉重，法治河南，距离还很遥远。
我们三位辩护人在代理刘志伟涉嫌犯罪一案中，发现安阳、汤阴检察院检察官涉嫌刑讯逼供，伪造、隐匿证据，毁灭证据，妨碍作证等严重刑事犯罪。我们多次向河南省各级检察院反映，但均石沉大海。
办案过程中，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：本案侦察方式及投诉结果，与我辩护的另一起“河南卢光明职务犯罪”几乎如出一辙！卢光明在狱中写出遗书，实名控告商丘反贪局局长，近一年时间没有任何回应。仔细研究两起职务犯罪的反腐案件，我发现有办案手法极其相似：
1、两起案件均由省检察院指定市检察院侦查，并在同一天又指定县检察院立案侦查。
2、两起案件涉案当事人都为国有企业做出突出贡献，减少亏损或扭亏为盈，属于体制内健康力量。
3、两起案件当事人均指控侦查期间被刑讯逼供或诱供。
4、两起案件的证人起初作出当事人无罪证词，被采取过或准备采取强制措施后均做出当事人有罪证词，这些证人在开庭时均未出庭接受质证。
5、两起案件检察院均涉嫌伪造、隐匿证据。如：职务犯罪应该全程录音录像，但检察院均拒绝提供完整录音录像资料。
6、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国有企业企业家，均表示有罪供述是在诱供、逼供情况下做出的。
如果说仅有这两起案件，尚且属于偶然事件，但当我们查阅河南省近年来反腐案件的相关数据，我们深信这些共同点绝非偶然。根据荷兰之声报道：“河南2009年、2010年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县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07人、 182人，2011年河南省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2839件、4180人。”也就是说：一年时间，河南职务犯罪忽然多出了30到40倍。这样的反腐力度既让我们老百姓欢呼雀跃，但同时不得不引起我们疑惑，这些案件中是否也存在类似“刘志伟案”、“卢光明案”中办案人员涉嫌刑讯逼供、伪造、隐匿证据的情况呢？我的两个当事人，恰恰正是在这个反腐风暴中被调查的。此时，我们不得不联想起同样效率极高的重庆打黑风暴。一夜之间，重庆冒出几百个黑社会，彼时人们为扫除黑恶势力拍手叫好，而如今看来，重庆模式名为打黑，实为黑打，成为某些人借助民粹主义进行权力倾轧、打击异己的伎俩。我们深切希望，重庆模式不要再河南反腐运动中重演！
在河南经历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后，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一个法治河南，恰恰相反，河南几乎成了中国法治霍乱的重灾区。公权力各种肆无忌惮的新闻几乎每天上演，河南各种法治丑闻几乎占据了法治新闻的主要篇幅。近年来，受害人亲自前往北京向我咨询的河南冤假错案数不胜数，一度我的工作室如同河南信访接待站，他们得知我今年需休息陪伴妻子，不再接案，很多人含泪而走。当然，相比三门峡法院院长双规死亡，南阳杨金德的酷刑，我的当事人真是太幸运了。
一方面高调反腐，另一方面司法高度溃败就是如今河南之现状。在河南大规模的反腐风暴之后，我如此深刻的感到：公检法更加肆无忌惮，普通百姓状告无门，我所了解的孟州、叶县公安滥用职权哄抢教会的案件，实名控告无人搭理，法院不立案，网上呼吁无人回应。与此同时，河南公检法注册的@豫法阳光 @平安中原等各级公检法部门官方微博每天一味自我表扬，扭捏作态，与河南司法死水一潭、毫无生机、恶臭不断的真实状况形成讽刺性对比。
从我代理的这两起涉嫌贪腐的案件来看，我相信：反腐风暴之下，打掉的很多不是真贪官，而是真正的健康力量。公检法不是更加的公正，而是被权力裹挟。
我的当事人刘志伟入职《中学生报社》前，该报社严重亏损，他在职期间，报社扭亏为盈，随着他的入狱，报社再一次陷入巨额亏损中。另一案件当事人卢光明，在民权国电电厂任职总经理期间，为国有企业挽回巨额经济损失，但却很快身陷囹圄。这仅仅是我所代理的两个个案，方方面面的迹象昭示着同样的执法模式后，不得不让人怀疑背后有统一的意志。
同为法律人，希望您可以理解我渴望法治的赤子之心，对河南法治的担忧，也常让我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中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，它曾经光彩照人。它的是是非非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本土文明与现代法治、自由文明对接的成功或失败。中原的平安与否，预示着中国梦是美梦还是噩梦，我衷心的期望并祈祷您领导的检察机关可以善待自己手中的权力。如果在我们的时代，权力不是惩恶扬善，如果权力不能彰显公平与正义，如果执法者丧失爱与怜悯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我们都当忏悔。
愿上帝祝福您和您的家人
北京律师：张凯
2013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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