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州中院判处了一起伤害案件，被告李小刚刚满十八岁，被指控为故意杀人，一审死刑缓期两年。情节实际很简单，李小刚表弟被打，打电话给李小刚求救，李小刚叫了几个朋友去帮忙，结果打斗中一个受害人头部受损而死亡。

      这个看起来简单的案件，仔细研读，却可以读出众多司法困境。

      “大义灭亲、送子归案却得不到认可，法官应该体谅我做父母的感受。”李小刚父亲如是说。

      事发后，李小刚父母知道了此事，立刻带孩子去投案自首，并且福州多家报纸刊登自首之事。然后，一审法院却最终没有认定自首，理由是：“不能如实供述其持械击打被害人头部的重要事实情节”。

      在我们古代强调“亲亲相隐”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，通俗的说：儿子犯了罪，父亲应该为他隐瞒，父亲犯了罪，儿子要为他隐瞒。古人认为亲情更重要于真相，重要于惩罚。如果亲人彼此揭发，直接破坏了社会最基础的亲情关系，他们的信任一旦破坏，社会的整体信任将会受到伤害。大义灭亲的结果最后是伤害了大义，就是亲人之间的“义”。文革的惨痛，就是将亲情的最后信任破坏，夫妻、父子彼此的揭发，最后，每个人都不安全。李小刚父亲带儿子去自首，是出于对司法的绝对信任。这种信任甚至超越了本应当相藏相隐的亲情。法院判决应当超乎寻常的珍惜和保护这种信任。如果这种对司法的绝对信任都受到伤害，那么法院传达的是“既无情也无义”的人性品格。

    况且， 受害人是经鉴定头部受损而死亡的，法官仅仅因为没有交代打头部就不认定自首，显然不合情理。李小刚在看守所中坚定的和我说他确实没有打头部，李小刚父亲告诉我：

    1、 警察说：你不能说没有打头部，只能说当时打的哪里记不起来了

    2、法官说：如果你说没有打头部，就不能认定你投案自首（前律师告知）

    3、结果在法院承认打头部后，判了死缓，不认定自首

     无论是法院还是侦查机关，都让本来应当寻求真相的审判，进入一种司法逻辑怪圈。诚如以前有些公安询问嫌疑人时说：“你没犯罪带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这种逻辑怪圈变得无从解释。

     李小刚父亲带儿子去自首，没有认定。他甚至愿意倾其所有，向受害人赔偿，以得到被害人的谅解，也求得量刑的宽容。然而，第一次的信任受到伤害后，他还会坚持第二次的信任吗？

    该案目前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进行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