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改革中的律师行动

 很荣幸今天可以做客威斯康辛大学，能与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分享。我与Terry教授相识多年，我们不仅仅是基督徒的主内弟兄，我们的工作领域也恰好契合。

我来美已有半年，两个月前，我的女儿在印第安纳州出生，我深深地体悟到美国制度的进步与美好。

这种美好，律师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，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上，代表有一半是律师。而美国的宪法，不仅仅改变了美国，它甚至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。而今天，中国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它也将影响世界.它的和平会给世界带来平安，它的灾难，也同样会带给世界灾难。当今，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也正是中美关系，如果你热爱美国，也要关注中国。

我也深深感到：在当下中国做一名律师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，中国的律师正在改变和创造着历史。当下中国，虽然灾难频繁，但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。

愿上帝保守我的心，不因为它的苦难而胆怯，却因为它的受难而竭力追求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朝着标杆直跑。

今天，我想分享我眼中的中国变革及其未来，及这种变化中国的律师的作用。这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变化，而远没有完成。这种改变在很多人看来是缓慢、微小而悄无声息的。

一、中国正从信仰禁锢走向信仰自由

众所周知，中国的执政党是无神论政党，并且全民推行无神论教育。对于宗教，尤其是基督教一直期望管控。但是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管控越来越力不从心。 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从最早的只能秘密的在一个人家里礼拜.

如今发展到很多教会租赁公共空间，公开的进行礼拜或圣经学习。这种变化有教会自身的努力，但也有律师的努力。

2005年，我开始为受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辩护，同时，中国也涌现出一批为信仰自由辩护的律师，如著名的高**律师，这一批律师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维权律师的雏形。

这些律师为中国信仰自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，有的被吊销执照，有的被投进了监狱，甚至有的妻离子散。

但是，这种努力和牺牲，也换来了更多的自由。对于熟悉中国的美国学者可能比我更加了解这方面的情况，因为很多信息我也只有翻墙、或阅读外国媒体才能知道。

我参与了中国近十年几次大的教案的辩护。起初，愿意为基督徒辩护的人并不多，这类案件相对敏感，各种风险也很大。 有些案件的辩护，司法行政部门会约谈代理律师，有些案件在开庭时，特警出动，真枪实弹的戒严了整条街，甚至在教堂门口停上了装甲车。似乎这里不是一场宗教自由的审判而是在进行某项军事行动。

但情况在悄悄的发生变化， 2013年，我组织了14名律师为在中国河南平顶山被捕的7名基督徒做二审辩护。案件的情况在互联网上可以相对自由的传播，有学者公开为我们的辩护表示支持，律师受到的政治压力也不那么大。. 向我表示愿意无偿加入的辩护团队的律师人数大大加增。我甚至收到了一些官员的电话和邮件，表示对我们支持。

尽管这个案件法官第三次开庭故意避开律师而秘密开庭，最后下了判决。在众人的努力下，释放了两位被告人。这是非常宝贵的胜利 ，因为在以往数十年中国的司法环境中，这类涉及宗教自由的所谓敏感案件，在二审改变判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近一两年，因为律师参与信仰自由的辩护而改变结果的越来越多。各地的执法也更加的谨慎。有些案件，我说要去辩护，或者我到了当地，人就立刻放了。

二、中国正从言论封锁走向言论自由 

众所周知，中国人言论受到官方管控。但互联网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格局。中国的律师，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，一方面积极的保护互联网的自由。

在中国，很多律师都注册有微博，有些律师粉丝甚至上百万。中国近几年的公共事件，很多是通过受害人与律师的微博传播，而实现相对公正的结果。我知道，美国司法在竭力避免舆论对司法的干涉，但是对于缺乏司法独立的中国，信息的流通会促进真相的发现。中国律师利用互联网，披露违法，寻求共识，推动法治。

另一方面，近一两年出现了几起因互联网发表评论而获刑或劳教的案件，比如发生在重庆的任建宇案，甘肃的张家川案。这些案件都是因当事人互联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而被追责。但是，这些案件发生后，很快会有律师迅速行动，义务为他们提供帮助。很多案件都得到好的处理。律师的行动，保护了互联网的自由。

三、中国正在经历着从国家本位转向权利本位

中国的众多制度都有清晰的国家本位印记，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、劳教制度、户籍制度等。这些制度价值体系传递着：为了国家利益，应该限制或牺牲公民的某些天然权利的观念。（当然，从严格意义来说，这甚至不是国家本位）  

计划生育政策是指不论家庭承受力如何，一律只能生育一名子女（只有少数例外） 。 所以国际上称其为一胎化政策。十年前，我们很少听到有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，计划生育不仅在制度上，也在意识形态上被广泛接纳，在公开媒体上甚至看不到批评计划生育的声音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，在很多民众看来也是不可质疑的真理。

2012年，我代理了著名的冯建梅案，这是一起发生在陕西镇平的案件，冯建梅是一个怀孕8各月的妇女，当地政府认为她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，而强制对婴儿进行引产。该案发生后，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报道。这个案件在美国社会中引起巨大震动，听说华尔街日报头版报道。

它被称为计划生育第一案，是因为这个案件获得了几个第一，它第一次获得媒体（包括中国媒体）广泛报道，第一次众多计生委工作人员违法受到处分，第一次受害者获得高额赔偿，甚至它是计划生育第一次有律师代理进入司法程序。

这个案件之后，计划生育政策被广泛讨论，很多律师、学者上书要求审查计划生育政策。 这个案件之后，我组建了“圣约工作室”，旨在帮助计划生育受害者，之后我们代理了另一起类似的的吴良杰案，纽约时报有详细报道，这个案件也有了比较好的结果。去年的三中全会报告中，已经正式将一胎化政策列为改革内容。 

同时，我的众多律师同行，在为废除劳教、教育平权、户籍平等方面做出卓越的努力，并且起到关键作用。

四、中国从司法行政化走向司法的专业化

 中国上下级法院机构之间、法院内部的运作和管理上，都具有高度的行政化特色，比如上下级法院间的案件请示汇报，案件审批制等。

审理案件的法官往往没有决定权，总是需要请示领导，但他的领导是谁，是哪一级领导，谁也不知道。

 这种做法引起了律师的普遍反感，所以，这几年，中国律师界兴起了一些优秀的律师，被称为“死磕”派律师，这些律师用各种方法 表达诉求或抗议。互联网发表文章、申请游行示威、甚至绝食。 毫无疑问，这些磕派律师，对于司法改革有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近几年，司法行政化一直被律师挑战，接连发生的几起律师团群体辩护的案件在某种程度上，都是对司法行政化的不满的结果。    

我们不仅仅有严重的司法行政化，甚至有些行政机有权直接管理公检法，比如铁路司法。铁路司法系统的经费、人事由铁路局负责，也就是说铁路法院被一个行政机关管着。 

2009年，一名叫曹大和的农民工，从广州坐火车到贵州，被列车长认为是精神病而用绳子绑起来，绑了一夜之后，他死了。 我为曹大和提供了法律援助，

这个案件侦查、检控、审判全部在贵州铁路局下属的公检法进行，可以说这是一起由被告的同事检控、审理被告的案子。而赔偿实际最终也是由铁路局承担的。在中国，铁路发生纠纷都是这样的解决模式。媒体和网络的广泛关注，使曹大和案最终有一个相对好的结果，但是，在这种司法模式的冤案每天都在持续。

铁路司法的弊端严重，于是，我起草了铁路司法违宪审查的文件，并且同几十位学者、律师共同上书全国人大。

第二年，我的律师同行王宇和铁路职工发生纠纷，王宇被指控故意伤害，我为王宇进行辩护。铁路司法的弊端在这个案件里再次暴露无遗，就此，我再一次提出违宪审查。国内外对此都有跟进报道。让人欣慰的是一年以后，铁路系统的司法改革开始启动。    

      去年的三中全会的报告明确把司法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的目标，这些改变，律师、记者、公民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。

五、中国正从党治走向法治

党治的表现是有些党的机构常年违法，却难以受到法律追责。比如纪委的双规，政法委对司法的干涉等。这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，也违背了中国自己的法律，但是他们存在却难以受到法律追责。然而，这些做法受到越来越多律师的挑战。

前几年中国的重庆，由政法委牵头，开始了一场公检法联合执法的唱红打黑的运动。几十名律师首先联合签名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。之后，又有众多律师介入，开始对重庆当局进行揭露和批评。李庄案件成为重庆唱红打黑运动的高潮和转折。中国的律师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。   

   这里我想最想讲一下正发生在中国的许**博士的案件，他发起了新公民运动，提出了教育平权、官员财产公开等诉求，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提出的程序上都是正当的。但是他们目前却被当局追责或将面临判刑。

在许**博士的案子中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律师的出色表现，他们勇敢、节制、理性。法庭成了另一种审判，这甚至是律师对法官的审判，一种追求自由、尊严、平等对悖逆者的审判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：地上冰雪融化、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。

我想再次强调的是，以上我提出的几点变化，不是完成，而是正在进行。我上面提到的变革，当然不是律师单方面可以推动的，众多力量共同的合力，律师、记者、公民、也当然包括执政党内的开明人士，在改变着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命运。当然，我甚至可以感受到这种变革的疼痛，美国有句名言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不是免费的。它需要有人为之付出代价，为了获得自由常常需要有人失去自由。

完成了美国的访学，我也会带着老婆孩子回去，不是因为它美好，而是因为我深深的爱着那片土地。马丁路德金博士有一个梦想，美国人为了实现这样的梦想用了几十年。我也有一个梦想：我相信有一天，在中国，我的孩子，可以看到干净的天空，可以吃到放心的食物，他们在路边就可以看到松鼠和大雁，他们可以知道每一个官员的财产情况，他们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，他们可以有灿烂的笑脸。

谢谢

张凯律师，美国普渡大学访问学者